【文学藏区】张叹凤 | 早期凉山彝族题材诗歌地标与风物特色书写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5辑
本文作者张放教授
我国虽内地汉族人居多，但实系一个多民族构成融合的国家。这是一个数千年历史文化包容、演进的发展过程，并非只近现代文明、革命（倡导民族团结）始有。而西南地区多民族融和很有代表性，仿佛是中华历史演进的一部缩影。翻开任何一部史书，类似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巴蜀志书，记载：
《四川郡县志》
巴蜀志书
“秦并兼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蜀兼有巴蜀二郡及巫、黔中之地。”
“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邛都为越巂郡，以笮都为沈黎郡，以冉硥为汶山郡。元封二年，以犍为为南部都尉，置朱提郡。”
“《释名》：‘益，厄也。其所在之地险厄也。’应劭《风俗通》云：‘疆壤益广，故名益州。’”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大文豪成都人司马相如，就曾经奉汉武命出使安抚川滇沿途人民，留有雄文。还有著名的诸葛武侯，七擒七纵孟获终致心悦臣服的故事。可见我们四川西南的民族交际融合由来已久。对位于四川西南地区长江水系上游云南东北毗邻的凉山州（南延今攀枝花市），是史上彝族最大聚居区域，整个大西南彝族总人口今约七百余万，而凉山州就聚有400余万人，其集中密度，可想而知。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理民族考证，包括南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史学界一大热点。凉山彝族的民族风俗、迁徙轨迹与人文特征，亦是热中的热点。我校过去最有名的史学家之一蒙文通教授，即以边疆地理民族研究驰名学界。笼统而言，史学界对凉山彝族来源有四种争议未休的说法：“西方外来人种说”“东来楚人说”“北来氐羌说”“云南土著说”。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文、科考探险者较早对四川西南地区分布的彝族族群引起高度重视与莫大研究兴趣，
“
他们在彝区传教或考察过程中，接触了大批彝族人。对彝族外表形象较之汉族人有些体质特征上的差异，……他们从彝族在体质上表现出的体格高大，高鼻深目、古铜肤色等特点，认为彝族的血缘中应带有西方雅利安人或高加索人的血缘特征。
”
西方学者的记述很传奇，也比较写实、形象，如戴维斯1911年著《云南——链接扬子江和印度的链环》中描写：
“
过河后，我们越过4000英尺高的山峦抵达左曲倮倮村，村里的倮倮人可说是我在南方所见过的最优良的类型，个子长得很高，鼻子笔直，面貌清秀，显然与四川独立的倮倮人同源，不同源的倮倮人之间身材面貌不同。
”
“倮倮”系彝语，彝族人自称，外人也假其音名呼之。俄国人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也有生动记述：
“
他们身材高大……他们肤色一点也不黑，而像黑白混血儿，呈现奶油巧克力色。他们大眼睛亮晶晶的，总是炯炯有神，他们的相貌鹰钩鼻几乎像罗马人。他们头发漆黑，稍微鬈曲相当柔软。
”
百余年前对彝族人的描写，于今日仍可得到充分印证，如笔者的彝族朋友，相貌率多如此。如要找一个男性标本模特，诗人倮伍拉且(现任凉山州文联主席)就可以充当。其实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同胞中，相貌特征有别于我们内地汉族人者多了，他们未必都是外来人种，更不必是混有西方血统的洋人族亲，不过是我中华辽阔版图民族融合中不同支系、血源、民族而已。如前引古代志书类中，即多有关于古代民族交际、融合、迁徙的详细记述，包括人数称多的汉族，也有由西北而东南扩展的历史现象。例如古巴蜀国的人民（巴族与蜀族）融入秦汉一统后，渐演变为汉族一体即是。
凉山彝族聚居区域确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迷人的地方，充满自然山水的雄奇神秀以及人文特征的诗情画意。正如专家所指：
“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源头之一，……彝族作为长江中、上游的世居民族，千百年来来此繁衍生息，不断地对外融合和发展，是这一文明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祖国大西南这片土地上，远古时期就是以彝先民为主体的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笔者之所以要引述这么多内容，目的是要带出凉山彝族题材的文学创作、诗歌书写，回顾在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地、划时代地使用汉语文表述，呈现凉山彝族生活特色的史诗般的抒情叙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不失为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体。在彝族文学创作发展历程中，有前所未有、开创未来的标志性的建构价值。正如远道而来的西南少数民族学台湾籍研究者所说：“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
就凉山彝族诗歌创作来说，当下诗人繁多、活跃，成就不俗，尤有现代性的探索。但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早期诗人，所谓早期是指“十七年”中涌现出来的，如云南的彝族诗人李乔，四川的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后者虽然是贵州籍的彝族人，但他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派遣凉山工作，就此扎根，早年即以诗成名，视为凉山诗人可也。另外值得重视，并可看作与彝族诗人互动、互文乃至唱和的当时的四川内地著名青年诗人梁上泉、高瑛（他稍后以彝族题材小说《达吉和他的父亲》等知名）、陈犀等人，也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汉语诗歌的笔触探索到了雄奇苍凉的大小凉山，写出了脍炙人口、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彝族题材新诗。毫无疑问，“民主改革”“奴隶解放”是当时最鲜明的主题，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百万翻身农奴站起来”的历史关口，诗人仍旧会视为重大题材，倾其心血与才志表现。这毕竟是人类生活中富有寓意的大事，与美国的黑奴解放、印度的民族独立等也仿佛有相近之义，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性范示。吴琪拉达在他首部诗集《奴隶解放之歌》扉页即郑重写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广大彝族人民的迫切要求下，经过了各方面的协商后，于1955年１２月20日宣布民主改革，解放奴隶……
这不仅在字面上有惊心动魄的效果，本身也记入历史，成为时代见证的珍贵文献。
当时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作家处于振奋昂扬之中，对此划时代性就连外籍研究人士也有持平、理解之论：“五十年代正是倾中国文学之全力创造所谓‘建国神话’的时代（新社会赞美文字时代）。……这并非郭小川个人的立场，而是建国初期诗人们的共同态度。他们认为写诗就只能是当宣传鼓动员，就必须赞美新社会。梁上泉还有公刘、白桦、顾工、雁翼、傅仇、高平、陆棨等人，主要以取材于西南边陲的作品来高歌新社会，从而无愧于‘宣传鼓动员’的身份。”“西南边陲”的重镇之一即有凉山彝族自治州也即川滇高原河谷走廊（古南方丝绸之路）。政治色彩的突出，题材的相对单一，固然是今天回首十七年文学成就的遗憾，但我们未可以今人的处境笑古人，更不能罔顾历史事实，只有持平之论，充分看到历史的意义与创新建构所在，才能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从而更好地继往开来，发展新文学，繁荣新诗的创作，相信彝族题材文学也能开启新的境界。
本文着重从早期彝族题材诗歌创作（以吴琪拉达、梁上泉、高瑛等人为例）中撷取具有地标性质、风物特色意义的渲染书写，以原型批评理论为借镜，从而管窥早期彝族题材诗歌的创新意义与持久不衰的符号学性能。
事实上至今仍然唱响中国乐坛的名曲《快乐的诺苏》《火车开进大凉山》《五彩云霞》等即参考借鉴吴琪拉达等当年同类甚至同名题材诗歌创作。中国流行乐坛歌手“彝人组合”“三鹰组合”等保留演唱、风靡一时的凉山新歌，歌词创作者也多参考甚至援引了如吴琪拉达的《大小凉山上》、梁上泉《凉山新曲》、高瑛《大凉山之歌》等堪称当代较为经典的作品，受到启发是显而易见。
是老一代文学家探索并开创了凉山翻身歌谣抒情创作体式的风气。吴叡人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指出：“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 所以说我们认为早期彝族诗歌即便仅止于“宣传鼓动者”身份，也仍然演绎了某种现代性与现代气息，即千年凉山所呈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秩序、属性的“一次深刻变化。”以下分片论之。
一、凉山标题书写
我们在汉语古典诗歌乃至“五四”新文学领域中，几乎都找不到西南四川凉山风貌的讴歌与表现书写，这是一个历史的空白。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曾经途经大凉山地区，为避免汉彝交战无谓死伤，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拜为兄弟，经过很有些戏剧色彩，但匆匆过路虽留有口头传说，却并未留下多少行吟记录，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文艺工作者重温历史、参照彝族民歌和前期诗人作品创造出《五彩云霞》，是为《东方红》组曲之一，至今仍然传唱不衰，是经典曲目。凉山作为中国西南地理区域称名，得到大书特书，并为醒目的艺术标题，始于早期彝族题材新诗大胆创作。1959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彝族青年诗人吴琪拉达汉语新诗集《奴隶解放之歌》，首印8000册，毫无疑问，这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或许也是彝族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文原创个人诗集（公开出版）。
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奴隶解放之歌》书影
梁上泉1956、1957年代以及后来连续出版诗集《喧腾的高原》《开花的国土》《从北京唱到边疆》等诗集，其中多有凉山书写，印数都在数万册上，在全国有广泛的读者。高瑛相近时代也发表组诗《大凉山之歌》，稍晚更以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改编同题电影）称名。稍后的陈犀等人也有深入凉山体验生活的作品，其诗歌作品直接题名《凉山瓦几瓦》（彝语“凉山好”）。书写凉山，旗帜鲜明，成为标题，业已蔚然成风。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喧腾的高原》书影
吴琪拉达一生着重书写凉山彝族题材，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并有彝人说话的语法句势与修辞特长，是汉族兄弟诗人不能完全达到的。研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到其句式像山谷江域的石头一样，沉甸甸，朴实而灵动，干净利落。如《奴隶翻身谣》：
“生来是奴隶，长大是奴隶。/一同在院坝里，同狗做伙计。/三岁在屋后面，石头当母亲。/五岁在羊后面，羊群当兄弟。/七岁打柴进老林，鞭子响在耳里。/九岁下地做活，镣铐锁住颈子。/啊，奴隶的后裔，只有眼泪是自己的。”
写到翻身：“奴隶从九条山岭下来，父母儿女得团聚。/房前房后站满亲戚家门，同声欢呼毛主席。”以急促简短而长于重叠比兴的口语艺术手法写诗，这在少数民族同胞创作队伍里，兴许不是孤例。吴琪拉达的诗，颇能概括彝族人自身的命运和凉山特有的地貌文化特征。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叙事长诗《孤儿的歌》，叙述一个奴隶娃子由逃亡到反抗终至堕崖玉石俱焚的悲凄故事，叙述简截明白，远近取喻，尤能表现彝人说事的特色。这样的长篇叙事诗还有《阿支岭扎》《金沙江畔发生了什么事情》（叙事组诗，收入《奴隶解放之歌》），虽都是汉文写作，但以汉彝双语交汇恰到好处地结合呈现，则是凉山外来语种体验生活采风者所不能轻易达到的深度与原生态模拟效果。这也是世界自远古以来如《荷马史诗》《吉檀伽利》等长于行吟叙事说史的共通的艺术特色。吴琪拉达以凉山直接命名的作品有如《歌飘大凉山》《大小凉山上》等。作为新中国前期即十七年中最知名的彝族诗人，他有勇于探索的气质，以汉语行文表述彝族生活意味与新声，诗歌成绩得到公认。他当年在《奴隶解放之歌》诗集后记中坦率地表述：“我觉得自己才开始学着写，在这些伟大的运动中，有很多东西没有能力写出来；在创作道路上也是才开始摸着走，很多东西偏重于汉族风格。”他的遗憾实际上是他的清醒认识，显然尽可能地有意保留他本民族的艺术表述方式与书写特色。实际长处在于实现了汉彝双语的互文糅合，这是他的独特性所在。因为创作的成绩，吴琪拉达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代表参加了省内外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结识同在西南四川生活工作的梁上泉、高瑛、傅仇、流沙河等当时走红的青年作家或作品。这在汉语诗歌的互文与应合上，无疑有着潜移默化与彼此取长补短、互动影响的作用。那一时的创作包括凉山题材书写，可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
梁上泉直接以凉山标题的作品例如《凉山新曲》，琅琅上口，如：
○
○
“小凉山的山大，大凉山的山小，无论是大山小山，都打扮得这样好。/一坡坡羊群向着野花叫，一丛丛野花向着羊群笑，是羊群？是野花？只有那山上的牧人才知道。”
富有大巴山（梁氏巴山人）民歌意味的造势，用于川西南大小凉山，地貌形容熨贴吻合，也能取得奇效，当时广为传唱，影响至今。高瑛径以《大凉山之歌》标题，形成组诗，下笔不休，也颇有融入凉山的浑然一体气息。
毫无疑问，川西南、滇东北的凉山高山河谷生活区域是我国大西南地理人文凸显的地标(landmark)之一，是诗歌作品中的原型书写代表物，进入诗中甚至以此命名标题即已引为象征之物，有着许多的寓意和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加拿大原型批评名家N.弗莱曾经说过：“象征是可交际的单位，我给它起名叫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来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它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十七年中汉彝诗人互文关于凉山歌咏的史诗意味与及抒情咏叹气息，无疑是一种现象学，千年凉山自古由来存在并沉默已久，十七年中得到一次集中书写，正如胡塞尔现象学所论：“在认识中自然是被给予的。在团体和文化事业中的人类也是被给予的。所有这些都被认识。”这种被给予是认识的时代观念所致，也是思想感情所致，更是对新生活以及未来（不免乌托邦式）的无限畅想。
精彩之处在于，直到现在我们一提起凉山二字，似乎就首先想到了诗歌、音乐、舞蹈，以及火把节等，原型与象征意义纷至沓来，这和多年来文学艺术家的诗化努力成就显然密切相关。他们成功地建构了凉山的符号学标本意义，使标题即呈现和隐喻了书写的内容意义。
江河水系毫无疑问具有地标与生态呈现意义。凉山州地属高原，地貌呈现高山深谷复杂形态，西北高峰海拔约6000米，而西南低洼处海拔仅300余米。全州幅员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中国长江上游主流金沙江（古书《禹贡》称黑水，《山海经》称绳水，《三国志》称泸水）自青藏高原、云南流经凉山，汇集最大支流雅砻江以及州内黑水河、西溪河、美姑河、昭觉河等若干条支流，浩浩荡荡，滔滔不绝，最终奔至川南宜宾“三江口”与另一上游主流岷江汇注成长江（又称川江）。凉山山谷显然是长江上游的生态水系，金沙江水堰塞湖泊唤作邛海（又称彝海），另还有马湖、海子等大小不等湖泊水库，更为风景殊胜之处。丰富的流经或发源水系都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资源与生命源泉。对凉山地貌水系特征与重要性，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尽情地描绘与歌唱。凉山彝族人民定居繁衍生息与劳作、文化活动，都与江河湖泊密切依存，彝寨多筑水而居或去水边不远。
金沙江
吴琪拉达叙事组诗《金沙江畔发生了什么事情》（共六首），即以金沙江作为地理坐标书写，渲染、记述历史事件、民风民俗与政治沿革，描绘彝族人民的命运悲欣。金沙江是他醒目标题、反复咏唱的一个地标名称。
清晨，太阳从东方上升，
远近的村寨都被照醒，
金沙江水滚滚流向远方，
林中的阳雀正在啼鸣。
——《青青的草坪》
诗句虽然简单，描绘地貌特征，却能恰到好处，可称诗画合一。即如宣誓，也有河流勇往直前的衬托气势：
昭觉河是往东流呵，
我们眼着共产党走！
——《誓言》
简劲明白，一掷千金。吴琪拉达的诗歌就是这样裹挟了山谷水脉气息，通过民主改革、奴隶翻身的实况记载，抒发了生活的感怀以及捍卫民主改革胜利成果的坚强信念。
来自大巴山籍的军旅诗人梁上泉自小阅读古典诗歌以及“五四”新诗，在诗歌渲染的艺术技巧上，显然更加圆熟、丰富与老练，他写凉山江河风貌，颇能曲尽美妙，结合人文风采，凝练自然，诗作历来为人选载和称道：
一曲庆贺奴隶的解放，
两弦间就是一条欢腾的金沙江，
雪白的荞子花开在两岸，
牧人的舞影跃入水中央。
——《月亮里的声音》
类似的诗吟，我们在当时其他诗人那儿，几乎都能看到。“我们看到，文学的模式越往后发展，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条件的诗歌意象也就越多。水的象征集中表现为规则运行的河流。”金沙江原得名于江河流域出产细碎金沙颗砬，而显然在诗人们的笔下，原型的这层本义已被象征意义所提升，更多地表现是在彝族人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得到解放、满足的一种快乐希望，金沙甚至隐喻着金子一样的阳光。所以彝族题材诗中金沙江的出现，不仅限于自然的生态原初性质，更带上了相当多的人文关注色彩。这正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论：“精神在语言里……崇拜这一概念已经潜在地包含在赞美歌曲的川流里了。”
凉山州接壤攀枝花毗邻云南高原，其受亚热带气候影响，冬暖夏爽，阳光充足，雨水充沛，自然生态资源丰富，民族特色浓郁，农牧业为生产常态。处在十七年中“翻身解放”那样的一个特定的非常时期、惊喜年代，第一批彝族题材诗人的作品，自然洋溢着喜悦与展望的气氛。大凡凉山的地理山川风貌包括物种（生物与植物）科目、稼穡耕种、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婚丧嫁娶、传统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掇拾与写及。这也构成了凉山彝族题材的醒目特色。这在后期包括当下彝族诗人书写中反映似更加充分，而当年诗歌则与政治文化生活（翻身解放）结合更紧密。
如前举梁上泉“雪白的荞子花开在两岸”，荞麦系一种高原粮食农作物，一年两季种收，盛产于凉山，成为历史上彝族同胞的主食。荞麦开花大致先后于夏五六月间与秋冬十月、十一月间开花，漫山遍野，美不胜收。所以梁上泉又有前引“是野花，是羊群，只有那山上的牧人才知道”。“野花”固然不仅于荞子花（映山红、索玛花诗歌提及也相当多），但到过凉山的人都知道，最为醒目的无疑是雪白兼于浅红的荞子花（还有苦荞花）铺天盖地、一望无际。
荞麦花
荞麦成熟碾细做粑饼，系彝人主食之一。荞粑香甜可口，耐抗饥饿。吴琪拉达《孤儿的歌》：“拉仟哭着嚷：‘我要吃粑粑。’”“明天给儿买粑粑。”《老妈妈》：“一位老妈妈，手拿荞粑站在大门口。……看见老妈妈吃荞粑。”高瑛《大凉山之歌·等待》：“把我的血换酒喝，把我的肉换荞粑！”等等，皆指此。
另如家畜野禽野物等，多有写及。牛羊最常见于诗行。梁上泉《凉山新曲》写牧人诗之外，还有：“通过你会说话的手指，/把我引到你放羊的地方。”（《月亮里的声音》）吴琪拉达：“拉仟成了放羊的娃子。”“没有妈妈的拉仟，赶羊上山岗。”“羊骨头炸了，满舅不说话了。”（《孤儿的歌》）高瑛：“阿大阿嬷睡着了，老牛在圈里不吭声了。”“他们夸奖我家的羊，夸奖我的美丽。”“快来吧，同山中的野羊一道来，我的木嘎！”（《大凉山之歌》）另如洋芋（土豆）、豆子（黄豆）、核桃等凉山农产作物，频频出现。如吴琪拉达：“在山谷犁地的青年跑来，/要他把烧好的洋芋带在身边。”（《队长走得匆匆》）“右手推磨子，左手上黄豆，磨子滚滚转，豆浆流成线。”（《呵，兄弟》）举不胜举。
凉山牧场
穿戴方面即如察尔瓦（披衫）、披毡、头帕、五彩裙（又称孔雀裙）等，详见诗中。鸟禽如岩鹰、鹞鹰、布谷鸟、百灵鸟、孔雀等多有用于起兴引比。音乐的乐器常见描写口弦与月琴。梁上泉成名作《月亮里的声音》原版副标题即“致月琴手沙玛乌兹”。吴琪拉达亦有专题《月琴的歌》，诗集《奴隶解放之歌》中《日夜为幸福歌唱》：
谁在山上唱山歌吔，
百鸟也来合吔。
谁在山上弹月琴吔，
岩鹰也来听吔。
……
载歌载舞，“锅庄”（围炉舞蹈）意味十足。
梁上泉《月亮里的声音》：“你的胸怀竟如此宽广，/抱住了一个圆圆的月亮，/……月亮里只有一个广寒宫，月琴里却有你整个家乡……”可称形容毕至。
另如火炬，火把、火种等，也是凉山彝族诗中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反映了高原山谷人民太阳、月亮（光明）崇拜的原始情结与现代演绎。吴琪拉达诗集《奴隶解放之歌》后接连出版《阿支岭扎》《歌飘大凉山》《写在山水间》《蒙玛特依》等都表现充分。
另外写及凉山人物角色，通常出现较多的人物身份词汇是娃子、奴隶、父母、兄弟、姐妹、牧羊人、乡亲、队员等。还有一种人物，是彝族的特有，即毕磨（一作毕摩），这是一种执法宗教仪式兼及日常文化教育、诗歌艺术念诵书写等义务性质的职业人员特殊身份。“毕磨，是凉山彝族的鬼师之名，相当于汉族的巫师。”吴琪拉达这样解释，他也最早写入汉语诗歌，题即《毕磨》，显然与内地大多有贬义甚至刻意丑化的巫师、端公、神汉等形象（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意谓有所不同。在彝族题材诗歌中，毕磨多为正面的善良形象出现。即便在政治热情（包括阶级斗争）高涨的建国早期，吴琪拉达也如实写出这种人物，颇见民族艺术特色：
在工作队住的小山坡下，
有一个七十岁的毕磨，
每天天亮时，
他是我们第一个来客。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他帮我们抢修屋后的雕堡，
在工作队队长病了的时候，
他为队长烧羊骨头。
晚上狗不断狂叫，
山林中打响第一枪，
这时，他第一个来到工作队，
向我们报告吉凶。
早晨，鸡叫过三遍，
是他那爽朗的咒鬼声，
唤醒了熟睡的武工队员，
唤醒了工作队的干部们。
天亮的时候他来了，
像天仙一样向我们报告当天要发生的事情，
一千遍要我们小心，
一万遍叮嘱我们要晚出早归。
在我们工作队住的小山坡下，
有一个七十岁的毕磨，
每天天亮时，
他是我们每一个来客。
之所以在这里不忍割爱地抄录六十年前吴琪拉达这首诗作全文，旨在说明彝族诗歌的特别之处，自有汉族诗歌不能雷同甚至不能达到之处。彝族泛神式的无偶像崇拜风俗，诗化（神话）的毕磨以诗歌体讲史般的记述风格，都让毕磨这一身份成为民间百姓中心目中有文化人的代指，大约毕磨也因大多数身置贫困阶层，故而毕磨在彝族诗歌中，大多处于正面的甚至比较爱戴的有着族群亲情关系的地位。这在当代彝族诗歌尤其是当下彝族汉语诗歌原型书写中表现更为突出。而开其先导者，吴琪拉达无疑是令人瞩目并屈指可数的诗人代表。汉族古代儒家文化轻视怪力乱神，巫术文化历来处于边缘，早在明代白话小说中，神汉痴婆和尚道士等即多被取笑。现代奉行马克思主义以后，科学思想更致轻视（含嘲笑）民间神术迷信。少数民族文学在此方面是个例外。不过吴琪拉达“文革”中也受到剧烈冲击，据说对彝族宗法制度的“认识模糊”“软弱”亦是其“罪证”之一。可见少数民族的文学如何不致全然汉化（尤其是当下高速信息交通时代），能保持自身特色，并化为专长，也是创作者与研究者所要致力的课题。
“属于人类学范围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从扩大的意义上来说，总会构成文学批评的背景的组成部分。愈是清楚地区分出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对待仪式的不同态度，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愈有益处。”
早期彝族题材诗歌的彝汉互文、互相影响促进局面显而易见，早期彝族题材诗歌影响至今，甚至成为彝族诗歌原创、开风气之先的标志性成果，有峰值与标的意义，我们未可以今天的创作自由成熟多样化去轻视甚至嘲笑前人创作，甚至可能要加以认识到，今天的成就未必就能超越前人，即便超越，也未必能取代。这或许正是“剪不断，理还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时间与空间关系上，永远不会有轻易的重叠。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